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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杂志引发的革命:穿越时空的女性奥秘

时间:2021-11-24 02:0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每到母亲节,节庆的气氛总会将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放大,还原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妻子的身份。前不久,女权主义者是否应该拒绝让孩子冠父姓的话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关于女性社会地位与生存状态的讨论,不应止于几个属于女性的节日。

  平权之路道阻且长,我们取得的所有阶段性成果都来之不易,当年的美国亦是如此。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上世纪中叶的美国,重新审视由女性杂志引发的平权运动。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复苏,从战场上回来的男性回到职场,而在战时顶替男性岗位的女性大部分便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主妇。为了引导这些年轻女性更好地料理家庭,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女性杂志一方面以诱人的广告大力鼓励家用品消费,一方面以“How-to”类型的科普文或是以主妇为女主角的短篇故事的形式教导她们如何相夫教子,成为家中的贤内助。这类杂志风靡全美,其中以四家最为出名:Ladies’ Home Journal(创刊于1883,停刊于2016),McCalls(创刊于1873,停刊于2002),Good Housekeeping(创刊于1885)以及Womans Home Companion(创刊于1873,停刊于1957)。虽然是通俗读物,但很多知名作家也在畅销女性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作品,其中包括Willa Cather、F. Scott Fitzgerald、John Steinbeck、Kurt Vonnegut等人。

  然而,这些看似天真俏皮的封面女郎、生动有趣的图文内容却慢慢剥夺女性自由,压抑女性对家庭以外的世界的想象。“快乐主妇”是她们统一的形象,而她们对自我缺失的不满与独立意识的觉醒,即将在60年代爆发。

  第一个发声的人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毕业于私立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弗里丹在1957年校友15周年聚会时做了一项关于昔日同学生活状况的调查。她从250份问卷回答中发现,表面上温馨的家庭生活并不能让这些家庭主妇们满意,她们远不是新闻、电视、杂志中描绘的“快乐主妇”。弗里丹基于这项调查开始进一步采访和研究,剖析主妇们“说不出名字的问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寻找其根源所在。这些研究文章被一家又一家杂志社拒绝,编辑甚至认为弗里丹疯了:“家庭主妇有神经病才会认同你的观点”。但弗里丹并没有放弃,1963年,她将这些文章整理出版,成为了畅销全美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图源:Betty Friedan pictured in 1965 Jim Seymour—;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女性的奥秘》从多个角度解析美国女性在50-60年代所陷入的困境,从广告、心理学、女性教育等等方面论述,而曾为多个杂志撰稿的弗里丹尤其指出,女性杂志就是塑造这个空洞的“快乐主妇”形象的共谋。

  弗里丹将1949年作为女性杂志的分水岭,对比了1949年之前的女性杂志所描绘的女性形象与50年代之后的形象。1949年前,这些杂志中短篇小说的女主角是“新女性”,有事业、有理想,追求爱情,却不会为家庭而牺牲自己的前途,男主角也不因为她是职业女性而抛弃她。在弗里丹列举的例子中,有抗拒父母、踏上地质学家之路的女主角,也有坚守岗位、放弃约会,最终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女主角。她们有独立的自我,而婚姻与家庭生活只是构成她们自我的一部分。

  50年代之后,这些杂志塑造的女性形象画风逐渐走向保守,完全不见了之前自信独立的魅力。这些故事的作者循循善诱,一步步地把“女性应有的地位就是家庭主妇”这样的观念输入到女性读者的思想中。女性的人生目标就是嫁为人妇、生养儿女、料理家务,在其中一个故事中,家庭主妇的苦闷只要通过再怀上一个孩子、赢得丈夫关心就能解决。而追求事业的女性则被这些杂志妖魔化,因为她们试图使自己男性化,承担男性应有的角色,否认女性顺从安分的地位,所以最终的结局不是郁郁寡欢,就是“迷途知返”、回归家庭。

  而“快乐主妇”形象的塑造者,大部分是男性编辑。战后回到工作岗位的男性渴望稳定生活,向往家庭的温暖以及男性地位的重建。男性重新占据编辑行业的主导地位,女性编辑不得不因价值观分歧而退出,或顺从男性编辑,与他们共同编造“快乐主妇”的谎言。弗里丹将矛头直指这些对女性能力充满偏见的编辑:在50年代的女性杂志,读者根本无法看到除了家庭之外的任何内容,因为这些编辑认为没有必要和女性谈论政治、国际局势、社会问题,女性没有能力理解,也对此不感兴趣,只要做好家庭主妇即可。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女性读者即使想要突破禁锢,也没有接受其他价值观的渠道,女性杂志在剥夺了女性的事业、个人兴趣之后,进一步剥夺了女性的思想。她们没有自我,她们的自我属于丈夫和孩子,家庭成为了一个“舒适的集中营”(“the comfortable concentration camp”)。

  《女性的奥秘》一经出版,便引起强烈反响,女性读者纷纷来信,感谢弗里丹终于说出了心中无法表达的想法,她们很高兴原来不满足于婚姻现状的不止她们一个人。紧随其后的是社会各界的反应和对女性声音的重视:1963年,《公平薪资法案》(The Equal Pay Act of 1963)颁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1966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成立,弗里丹便是其中一员,并担任第一任主席;60年代晚期与70年代早期,弗里丹提出更为激进的观点,包括堕胎合法、反性侵、反家暴、性骚扰及强奸刑法化等等。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浪潮随之席卷美国,成为60年代开始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重要议题之一,50年代冷战文化催生出的理想家庭模式所粉饰的太平被彻底击碎。

  (图源:Womens Strike for Peace and Equality, New York City, Aug. 26, 1970. Eugene Gordon—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 Getty Images)

  这场由女性杂志引发的革命印证了一句话:You are what you read。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与构建从阅读开始,如果我们输入的信息与思想中只为我们提供一种模式,从未让我们见到其他可能性,那我们即使感受到当下生存状态中有所缺失,也无法言说缺失的到底是什么,应该去争取什么。弗里丹为当代女性留下的遗产不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得到的,当我们享受着上一代人为我们争取的权利时,也不能失去为更自由的明天而战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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